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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十七年，四月初八。
地点，是山东的即墨县。
即墨县百姓高密，到山东莱阳办事，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花了大钱十五千五百文，在莱阳买了一个女人。
大钱，通常指的是标准的，足值的官方制钱，也就是那种圆形方孔铜钱，而不是价值很低的那种私铸的小钱。
所谓十五千五百文，就是15500文的铜钱，换算成白银，大概在十三两左右。
乍一听，十三两，好像很微不足道，但其实在清代中期，这笔钱已经很多了，这笔钱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，用来买地也能买两亩。
当然，这些钱，也可以用来购买一个成年女性。
被卖掉的女人，叫做王氏，而卖她的人，是他的丈夫张义。
在古代以父权，夫权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下，女性，尤其是底层女性，在社会观念甚至是法律观念上，很大程度会被视为家庭的附属财产。
所谓“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，张义卖掉妻子王氏也没有别的理由，就是家里太穷，他要把妻子卖掉换钱花。
张义得了钱，兀自欢天喜地，王氏低着头，跟着高密走了三十里路，从莱阳到了即墨，当年她三十四岁。
对王氏来说，被卖掉自然是凄苦的，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也给了她一个新的生活，高密能拿得出这十三两银子，就说明他的家庭条件还可以，过的还不错，王氏跟了高密之后，有新衣服穿了，有胭脂擦了，她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。
高密岁数和王氏也相差无几，只有三十七岁，母亲死的早，父亲高帽贵六十九，沉默寡言，也没有什么事儿，老爷子腿脚利索，更不需要王氏伺候，实事求是的说，王氏在高密家里，比跟着张义好过十倍不止。
可是没成想，不过一个月时间，张义钱花完了，他又后悔了，他就想要把妻子给弄回来，于是张义跑了趟即墨县，逮着只有王氏在家的空档，他就要把王氏给拐带回去。
王氏干脆利落的拒绝了张义，她已经对这个卖掉自己的男人绝望，而下定决心要和高密好好生活。
张义不肯放弃，十天之后，他又来了。
张义这老小子还是鬼精的，这次他打上了感情牌，他不是自己来的，而是带着自己和王氏所生育的儿子张发科来的。
张义把张发科送到高密的家中，死乞白赖的让张发科在高密的家里住了五天，妄图用母子之间的温情打动王氏，让王氏回心转意。
当然也没奏效，王氏说什么也不走，最后还是高密又把孩子送回了莱阳。
后来根据王氏的供词可以得知：
小妇人恐被张义再卖，不肯逃回。
高密对王氏来说也只不过是个给口饭吃的买主，如此短的时间内，王氏对高密能有什么深情？王氏只是看透了张义，她知道张义必然死性不改，跟他回去，保不齐什么时候还会被卖掉。
一是你张义的确把王氏卖掉了，你得钱了，而且这个事情不仅有字据，还有公证人，也可以说是促成卖妻这个事情的说和人，反正白纸黑字，有人做保，卖了就是卖了，没有无端端再要回来的道理。
你和好人能讲道理，你和坏人没地儿讲道理去，张义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过了俩月，贼心不死的张义又来了。
具体时间，是七月二十二日的晌午。
高密是个勤快人，他要是不勤快，他也挣不出那么多钱来，别人中午都回去休息了，他没回去，还在地里忙活，父亲高帽贵在屋里吃饭，王氏则坐在门口弄针线活。
张义这回明显是来者不善，他手里拎着一把刀。
拎着刀站到门口，张义又要求王氏赶紧收拾行李，跟着自己回家，王氏说你就别来了，我肯定是不回去，张义说你敢不跟我回去？边说，还边持刀相逼。
明晃晃的刀光照过来，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王氏撂下针线，赶忙往院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呼救。
院里吃饭的高帽贵听到王氏呼喊，放下碗筷赶紧出来阻拦，但是您想，高帽贵马上都七十岁了，他怎么能和持刀的张义这样的壮年男子相抗衡？不过一个照面，就被张义是踹倒在地，还被划伤了胳膊，鲜血是哗啦啦的流，高家对门是邻居刘家，邻居刘泳贵正开着门，他看的是一清二楚，眼看要闹出人命，马上跑过来劝架，说年轻人别打了，咱不能欺负老人呐是不是？
没成想，张义这个时候已经有点癫狂了，刘泳贵是来劝架的，劝架的也不行，也打，结果刘泳贵也被张义用刀给扎伤了。
可以说，这个时候如果再没人出来阻止，张义很有可能从伤人演变成杀人，高帽贵和刘泳贵这两条人命就交代了，好在危急时刻，高密从地里干活回来了。
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高密回到家中，目之所及，一定是这样一幕：
邻居受伤，躺倒在地，老父亲被张义按在地上，尖刀正要扎向父亲的肋间，高密当时眼睛也红了，他顺手抄起原本用来顶门的木棍，狠狠的就向张义打去。
打了两棍子，一棍子打在左后肋，一棍子打在左臂，张义没有防备，连连吃痛，尖刀脱手，身子一歪，也倒在了地上，
高密又把刘泳贵和父亲扶起来，扶到里屋去简单包扎，王氏在一旁哭哭啼啼，又把事情原委给讲了一遍，高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
看父亲和邻居没什么大碍，高密又走到屋外，要把张义给弄起来，自己是情急之下伤人自保，也没想着要把张义怎么样，总不能让他在地上一直躺着啊，于是高密就吆喝着张义起来，说自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让张义赶紧走，以后再不要来生事。
高密叫了半天，张义是既不说话，也不动弹，就是一直保持栽倒在地的姿态，高密以为他耍赖皮，又喊了两声，还嚷嚷着要报官，张义还是不动，高密心里有点发憷，赶紧走过去瞧——
坏了，张义脸色惨白，四肢瘫软，瞳孔都散了半天了。
张义，死了。
命案发生之后，高密也没慌没乱，直接就去自首了。
见官的时候他也说的很明白，死者张义，他卖妻在前，纠缠在后，最后还持刀伤人，自己是为了救父亲，救邻居，无奈之下才反击的，自己也没成想，自己会失手杀人。
但是《大清律例》写的明明白白：
斗殴杀人者，不问手足、他物、金刃，并绞监候。
在官府看来，高密和张义属于是斗殴，而高密在斗殴中杀死了张义，那就要处理他，要绞监候他。
其实您想想以现在来看，高密该死吗？他肯定是不该死，因为他完全属于是正当防卫，好在这个案子当时被刑部的一个大臣看到了，大臣叫瓜尔佳崇禄，崇禄感觉要是就这么把高密给绞死，有些太过不通情理，于是他援引了《大清律例》中的另外一个法条：
如有父母被人殴打实系事在危急，其子救护情急，因而殴死人者，于疏内声明，分别减等，援例两请，候旨定夺。
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的父母被人殴打，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状态，那么这个人为了保护父母而殴杀了别人，是要根据案情来减免他的罪过的。
哎，这个就是清代司法中的“救亲情切”，是一种减刑特例，实际上这源于儒家孝道，等于是在冰冷的法条中开了一扇小窗。
我们知道清代的命案，那不是基层单位就能办的了的，需要逐层上报，高密县，莱州府，山东按察使，巡抚，最后再到刑部，有时候还需要皇帝做最终的裁定。
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以上这几个衙门，都对高密出具了减刑的建议。
如莱州府附议：
核其情急，实系救父情切，与声请减等之例相符。
时任山东巡抚的同兴也在奏折中说：
核与父被人殴，实系事在危急救护情切，因而殴死人者声请减等之例相符。
所有的案情和官员附议被整理收纳，最终送到了嘉庆皇帝的面前。
皇帝日理万机，正常来说这种小民的案子他哪儿有时间处理啊？大部分是批一个“知道了”，然后交给刑部议处。
但是您别说，皇帝不仅有时间亲自批，皇帝还批的很细致。
给张义和高密买卖王氏牵线搭桥的这个说和人，被皇帝杖击八十，理由是冒昧媒合，贩卖人口。
张义卖妻，还想要拐逃，还持刀伤人，本来是很严重的罪过，但是人已经死了，罪过就免了，连卖妻所得的十三两银子也免于追回。
王氏被卖给高密，本身就是不合法的，责令王氏的亲属将其领回，给领走了。
至于高密，皇帝免除了他的绞监候，不用死了，但还是杖击了高密一百，打完之后流放三千里。
最后，皇帝还要求，要高家承担张义的丧葬费用，共计白银二十两。
高密的确是活了下来，但是血肉之躯，如何能挨那一百棍子？何况还要走上三千里的流放路，此生能否再回家乡，已然是未知数。
而王氏，这个贯穿了本案始终的女人，最后的结果是“传属领回，听其另配”，她最开始是由张义任意支配的“财产”，后来变成了高密的“财产”，现在又成了娘家的“财产”，其实王氏很像是一个被争抢，被损坏，最后又被退回原处的货品，谁真的把她当人看呢？
这还是一个留下了名字的王氏，而那些无数个连名字都留不下的X氏，在贫苦，卖休，另配这些冰冷的词汇中，又走向了何处呢？
参考资料：
《大清律例》
《刑案汇览》
张景卫.清代人口买卖中的法律.人民法院报,2022
卫文宇（Shelly Wei）.清代略人略卖人律例研究.山西财经大学,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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